兵不血刃一一1934年中央红军与陈济棠

李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陈济棠粤军据守的筠门岭，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江西省赣州市筠门岭镇位于会昌县南部，武夷山脉西麓，赣江贡水上游。是闽、粤、赣三省通衢之地，曾有“赣南四大名镇”之美称，也是革命战争时期会寻安中心县委所在地。历史上有东汉驻兵、明代战场、清兵水寨之典故。

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首先要碰到的是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统率的15万粤军。此时，陈济棠正指挥粤军，扼守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筠门岭、会昌一带，而且在与江西交界的广东境内，又是陈济棠统治下的地盘。因此，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就得过闯过陈济棠这一关。

长征之前，中央红军运用正确的统战策略，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深层矛盾，并针对陈济棠驻兵于赣南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地盘，占领钨矿，与其达成秘密“借道”的协议。这次秘密谈判为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打开战略转移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红军与粤军谈判旗开得胜，是兵不血刃的“前哨战”。

1.“可造之才”

首先，让我们说说陈济棠的身世。

年2月12日，陈济棠生于广东防城港（今属广西）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里。其父陈谦受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乡村教私塾度日。陈济棠的大哥陈维周是个相师，精通阴阳邪道，对陈济棠影响极大。陈济棠6岁入私塾，16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并能讲一口广西腔调的粤语。在就读中，他发现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无心再求仕进，于是蓄志从武。年，他考入陆军小学。次年春，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他转入陆军建成步兵学校步兵种，之后到投身于粤军，从排长升至团长。

年，陈济棠晋升为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率部随师长李济深移驻江门整训。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二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所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了西江。7月，在梧州会师，成立了西江督办公署，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

此后，陈济棠奉李济深之命与徐景堂等人，曾三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部队，统一了广西。自此，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桃园结义”，用陈济棠的话来说，成了“狗肉朋友”。

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留守广东，被任命为钦（州）廉（州）警备司令。同年，陈济棠率师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陈济棠虽然自以为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但是，他却始终不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在驻北海期间，压制工农运动，排斥进步青年，长期地与胡汉民、古应芬等国民党的右派来往密切。

不久，陈济棠辞去了十一师师长的职务。辞职之后，陈济棠便去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考察。4个月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大屠杀。陈济棠在国外得到这一消息之后，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到了，于是结束了“考察”，匆匆回国，到南京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反苏、反共的报告。

此时，正逢“宁汉分流”，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恢复了陈济棠第十一师师长职务。陈济棠从南京回到广东后，开始扩编军队，排除异己，培植在粤的势力。

年，南昌武装起义爆发。起义军从南昌撤出之后，叶挺、贺龙率部南下广东潮州、梅县一带，陈济棠率部阻截，使南昌起义军屡屡受挫，同时他还平定了张发奎、黄琪翔的“叛逆”之举。陈济棠一系列“识时务为俊杰”的行动，令蒋介石大为欣赏，格外器重，于是，蒋介石委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同时兼任广东西区善后委员，下辖广州等珠三角富庶之地。

年3月，陈济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桂战争爆发，李济琛被蒋介石扣押在汤山。不少将领为李济琛求情，有的将领还喊出“如不释放李济琛，就出兵攻打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陈济棠挺身表态支持蒋介石。事件平息后，蒋介石对陈济棠倍加器重，认为他是“党国可造之才”，将陈济棠升任为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在广州。4月，陈济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总指挥，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号称“南天王”。

2.貌合神离

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广西军阀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作战，情愿放弃广西，挥师入湘。陈济棠得知李宗仁等人入湘之后，即命余汉谋所部至贵县接替蔡廷锴师的防务，将蒋光鼐、李杨敬、蔡廷锴等部队调到韶关一带，集中待命。

张发奎和李宗仁部攻占了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张发奎和李宗仁部队。陈济棠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任命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三师入湘作战。入湘作战的蔡廷锴所部于6月10日攻占了衡阳、衡山、安江一带，将张发奎、李宗仁的军队拦腰切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一招十分阴毒，迫使张发奎和李宗仁部队放弃长沙而撤兵打道回府。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眼看陈济棠的势力越来越大，照此下去中央政府难以控制广东局面，便要陈济棠裁减兵员，同时削减了陈济棠的军费开支。与此同时，蒋介石支持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又与陈济棠明争暗斗。

这时，陈济棠渐渐意识到凭陈铭枢的力量，就是“拿个冬瓜做胆”，也不敢同“南天王”争锋，他认定蒋介石在背后为陈铭枢撑腰。自此，陈济棠对蒋介石开始产生不满情绪。不过陈济棠是个聪明人，他将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埋藏在心底，绝不轻举妄动。

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汉民，突然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了。陈济棠就趁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引起社会上层人士强烈不满之际，通电反对蒋介石，并驱走与他明争暗斗的陈铭枢。

同年5月，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国党政军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的局面。

陈济棠对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倍加警惕，他不相信老蒋会轻松地“放他一马”，而是寻找机会将他摆着的“车”吃掉，然后再将他的“军”。

在国民党的阵容里，蒋介石和陈济棠似乎是同守一条战壕，但他们拨动着各自的算盘，奔波着各自的利益，追求着各自的“理想”，可谓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3.“缩骨大王”

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地区“剿匪”副总司令。

开始，陈济棠对蒋介石的任命迟疑不决，弄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一个头衔。一是怕领兵入赣“剿匪”，被红军纠缠，难以摆脱。他听闻朱德是一名战将，不仅勇猛异常，且运筹帷幄；毛泽东更是一位没有进过军校的军事天才，在战术上很有一套；还有一个打仗不怕死的彭德怀；堪称“红军之鹰”的年轻帅才林彪，等等；二是怕蒋介石趁他率兵入赣、与红军作战之时，突然出兵抄自己的老窝广州，将他经营数年的广东财富揽入囊中，收归“国有”。

为此，陈济棠疑虑重重，一直不敢派兵入赣“剿匪”。

蒋介石见陈济棠一直按兵不动，就频频来电催促，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是让他到江西“剿匪”，完成“剿共大业”，没有其他意图。这时，防守赣州的旅长马昆来电告急，说红军经常到他的防区“闹事”，救兄弟之危难，边说边抹眼泪，其状令人心生可怜。陈济棠放不下情面，才派自己手下的范德旅从南雄赶赴大余、南康去解救赣州马昆之危。

当范德旅到达新城时，却遭到红军伏击，一不留神就损失了两个营的兵力。于是，陈济棠为了顾全“大局”，保护粤北，逐派余汉谋指挥6个师1个旅前往福建、赣南、粤北地区“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展开大规模的“围剿”。

余汉谋出兵前，陈济棠特别交代余汉谋与红军作战要特别“小心”，说红军是“烂命一条，赤脚不怕着鞋的”，各部要加强县城城关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没有必要就不要派大部队出去“搞搞震（扫荡）”。不久，陈济棠又派出了黄任寰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然而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11个师1个旅，他下令其部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饶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推进，相机消灭筠门岭、会昌一带的红军。

这一次，陈济棠没有对老蒋的指令“打折扣”，而是首次下狠心将他最得意的“德械师”派到赣南“剿匪”，令蒋介石在电文中“大加赞赏”。

正当陈济棠与红军周旋之时，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率兵准备在福建起事，邀陈济棠“搬兵加盟”。素以“缩骨大王（广东话：精明）”的陈济棠怕丢掉广东地盘，不愿意与李济琛等人为伍，敷衍了事。李济琛等人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对此大为光火，决定派兵清剿，平定福建叛乱。陈济棠言听计从，见机行事，派兵参与福建平叛，配合蒋介石镇压新成立的福建政府。为此事，陈济棠背上了“反骨仔”的骂名。

由于第五次“围剿”时间拖得很长，打得也十分惨烈，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均伤亡惨重。此时，陈济棠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在广东边境严加设防，阻止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后，又乘胜进入广东，抢夺他的地盘，抄他的老底。

在陈济棠的眼里，就算是赔了夫人也不能折兵。

他十分清楚，兵是广东地盘的保护神。

4.“小诸葛”献计

左右为难之际，陈济棠致电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他与白崇禧的私交很深，是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于是向白崇禧求教。白崇禧接到陈济棠的电话后，立即带上了一帮随从，驱车来到了地处筠门岭的陈济棠总司令部。

白崇禧来到筠门岭时，正是第五次“围剿”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

他的到来令“军务繁忙”的陈济棠十分感动，紧紧握着“小诸葛”的手连声道谢：“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小诸葛”也不失风度地说；“秋风助我，何足挂齿。”

白崇禧生于年，比陈济棠小3岁。但陈济棠历来对白崇禧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兄台”。当时在桂系中，白崇禧与李宗仁被广西人称为拿枪的“李白”，是桂系军队中的灵魂人物。白崇禧多谋善略，胆识过人，记忆力惊人，善于捕捉战场信息，连蛛丝马迹也不会放过，同时善于根据不同战况，制订战略战术，有“常胜将军”之称。陈济棠邀请白崇禧前来视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俩都有反蒋情绪，而白崇禧表露得更为明显。

喝茶之际，陈济棠对白崇禧讲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和担忧，并明确地向白崇禧讨主意。陈济棠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小诸葛”才能想得出“两全其美”的主意。

白崇禧听完了陈济棠的一番话后，略作思考，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白崇禧说：“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自己的地盘将逐渐缩小，以致最后失败。共产党应该考虑到这一问题，如果他们要求生路，就必须作战略性转移。而他们往哪儿转移呢？这是关键性的问题。”说到这里，白崇禧故意顿了一下，呷了一口茶，用眼尾扫了一下陈济棠，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陈济棠听得很入神，他觉得“小诸葛”的话十分在理。

白崇禧继续说：“从地形上来判断，红军往湖南转移，比往广东方向的可能性大一些。他们由南康、新城一带可以进入湘南，或者由古陂、重石一带进入粤北，然后再向湘南出发。我个人认为，红军会选择后者的路线行走为多。”

陈济棠微微点头，他很赞同白崇禧的说法，在此之前，曾有下属向他报告，常有红军领导人前来观察，并用望远镜侦察周边地形，极有可能是红军突围的先兆。

白崇禧对此分析道：“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每个省的地方军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手下有多少兵马。要知道，没有枪杆子就没有立足之地啊。”说罢又嘿嘿笑地呷了一口茶。

听罢白崇禧这番话，陈济棠眉头一皱，自己曾三番四次公开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一定怀恨在心。这次“围剿”，蒋介石虽然给了他一个南路军总司令的头衔。但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绝对不会信任自己，现在不动自己，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与蒋介石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惯用的伎俩是：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借刀杀人、强行改编。陈济棠出于对自身利害的考虑，他想截击红军进入粤、桂，又不愿意被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更怕蒋介石会乘机入粤，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陈济棠知道，眼下的形势是红军死死地拖住了蒋介石的主力，隔断了蒋军从江南进取广东之路，他才能“安享太平”。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粤军与红军死拼，粤军就会大伤元气，搞不好就会丢掉地盘，这就正中了老蒋的下怀；要是自己按兵不动，维持现状，红军留在闽赣地区，他和老蒋之间就有一个缓冲地带。如谋划得当，既可保住实力，又可以在广东相安无事，那就是一着妙棋了。

有没有这着妙棋呢？

白崇禧用微笑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但工于心计的陈济棠，此时仿佛有点举棋不定了……

于是，陈济棠“进剿”红军的行动也随之缓慢起来。

白崇禧离开筠门岭后，陈济棠便同蒋介石玩起阳奉阴违的手法。讲起玩手法来，陈济棠也是江湖老手。

他对红军开始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要进攻会昌，摆出一副誓与“共匪”势不两立的架势；另一方面却派出高级参谋杨幼敏去找红军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表明与红军不再“互犯”之诚意。

陈济棠呷了一口茶，心生快意地暗忖：“小诸葛”神机妙算，我陈某也可以妙算神机……

5.秘密使者

蒋介石表面不动声色，并未表明他蒙在鼓里。

他对陈济棠“围剿”苏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已有所察觉，知道陈济棠心怀不轨，甚至还曾怒斥陈济棠是“借寇自重”，但还是对陈济棠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于地方军阀“占山为王”的做法，蒋介石早就是看惯不惯了，一般来说，如果他们不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央政府的利益，他都会放他们“一马”。

这时，日本开始向中国实行全面侵略。中国共产党公开号召：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广大民众，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不分性别，联合在反帝统一战线内，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张，自然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支持和强烈响应。

年6月，毛泽东、朱德又联合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广大官兵“不要打红军”、“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两边互派代表，订立抗日联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年7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等人又签署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在三种条件下，愿意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急于同红军取得联系，派人四处找关系。终于找到了在广州做生意的一位王姓老板。此人是红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陈济棠请他做与红军联系的中间人，并许诺不菲的酬劳。不久，陈济棠又派出特使秘密地来到瑞金，提出要与红军联络谈判停战和共同反蒋事宜。

年9月下旬的一天，苏区中央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瑞金梅坑田心乡岩背村来了一个陌生人。他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得一尘不染的皮鞋。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向警卫人员传达周恩来的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戒备森严之地，今天这位特殊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周恩来的沉思。

“周主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使者定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不然不会有此尊称。

“辛苦了，请坐!”周恩来握着使者的手，非常客气。

使者撩起蓝布长衫，从内衣里掏出陈济棠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陈济棠密函的主要内容是：本人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贵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特派使者前来商定谈判地点及其有关事项。

使者动身前，陈济棠单独召见了他，并当面交待任务。陈济棠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万不要误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看完信，周恩来吩咐警卫员：“有要事，速请朱总司令。”

不一会儿，朱德急匆匆地来到周恩来屋里。使者望着这位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风姿，赶紧趋步上前，双手紧握住朱德的手，连声道：“朱总司令，久仰久仰!”

朱德也热情地握着使者的手说：“欢迎欢迎。”

一番客套之后，周恩来便嘱咐李克农安顿使者休息，等候信息。

周恩来、朱德带着陈济棠的密函，急步来到军事顾问李德的住处。

6.兵不血刃

李德的住处，是一栋相当宽敞的民宅。这里住着李德、李德的中国妻子、翻译伍修权、王智涛以及两个警卫员。

周恩来、朱德进屋刚落座，便说：“陈济棠派来使者，愿与红军讲和，不知顾问意下如何?”

不料，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竟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想和陈济棠谈判？和中国军阀合作？”

在李德眼里，军阀就是军阀，就是凶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谈话，怎么可能跟他们携手御敌呢?这简直是与虎谋皮、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一个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文化观念的，更何况高深莫测的中国兵法战略。

周恩来、朱德见李德不大理解，也不多言，遂起身告辞，去找总书记博古。

博古此刻心情相当不悦。虽然5月份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但共产国际迟迟未能批复这一战略方案。迫不得已，中央红军又跟蒋介石的“中央军”打仗：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想不到中央红军又一次被拖住了，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突击与消耗。尤其是广昌战役的惨败，使他伤透了心……

到了博古住处，周恩来简单地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的主要内容。

博古仿佛若有所思，然而面部毫无表情。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之事，也不抱任何希望，他不相信通过“讲和”的方法，让粤军无条件地让出一条生路……

朱德见博古不吭声，有些着急，直言道：“红都瑞金已经陷入重围了。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我们要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尽可能减轻红军突围时所造成的损失。”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你忘记了？我们以前跟军阀打交道是有过教训的。”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福建政府”，即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之辈。

周恩来见博古采取冷冰冰的态度，心里沉了一下，但还是平静地说：“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蔡廷锴不会那么快垮台。博古同志，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陈济棠拥护今年6月朱总司令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已有合作的基础了。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总书记，你要知道，兵不血刃是军事斗争的最高境界！”

博古见周恩来对红军与陈济棠和谈表明了坚定的态度，就不想僵持下去地说：“恩来同志，和陈济棠谈判的事，你就看着办吧。我想由你和总司令全权处理。”尽管博古、李德对陈济棠和谈的诚意表示怀疑，但他知道周恩来和朱德对此非常重视，就顺水推舟了事。

周恩来和朱德从博古住处返回后，告诉陈济棠的使者，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但需要保守秘密。同时，周恩来、朱德还与来使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朱德和周恩来对陈济棠派出的代表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谈了各自的意见，讨论了共同反蒋的意愿。其后，陈济棠又授意驻筠门岭的第二纵队第七师给红军发电，其内容是：“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搞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人前来会谈，以利进行，并盼旸复。”

为了能够迅速打开谈判的局面，朱德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陈济棠派来接头的使者带回去，同意派代表谈判。

从朱德这封信中可以看到，红军与陈济棠谈判是充满诚意的。同时，也可见红军虽身处危境，却仍然有着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

其实，红军有北上抗日的想法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蹂躏中国领土，红军就想北上抗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只不过蒋介石叫嚣着要“攘外先必安内”，集结了几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次“围剿”，红军奋起反击，无法组织队伍与日方交战。

7.肩负重托

陈济棠接到朱德的来信后，马上回电，决定会谈。

红军派出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谈判代表，谈判地点为江西寻邬。

寻邬县属赣州市，万历四年建县，取名长宁县，年改名为寻邬，位于江西东南部，居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年至年，寻邬暴发了农民暴动，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年，毛泽东曾在这里写下《寻邬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文章。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寻邬被陈济棠粤军占领。

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中共还调来了钱壮飞、何云甫等无线电精英为译电员。

与此同时，周恩来起草复电，催促对方予以答复，并建议红军派代表到筠门岭。陈济棠部收到周恩来电报后，答复同意在寻邬进行会谈。

年9月底，陈济棠的信使从瑞金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了陈济棠，呈上了朱德总司令给陈济棠的亲笔信。

朱德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近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三人团”，最终决定中央红军除少数人留下外，其余全部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南线。

于是，中央红军与“南天王”陈济棠的谈判，在炮火硝烟中找到宁静之处，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年10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室里等候潘汉年、何长工二人，他们将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

潘汉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然而，这位“大使”已失业近一年。一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奉命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秘密谈判，并签订了协定，蒋光鼐、蔡廷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的“福建事变”。遗憾的是，王明等“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仰仗共产国际顾问的鼻息，结果失信违约，坐失良机。“福建政府”垮台后，潘汉年无功而返，他也由中宣部副部长调到赣南省委任宣传部长。

另一名谈判代表，是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离开红五军团后，何长工首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获得苏区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此时，何长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是离粤军最近的中央苏区下属的省军区，由于何长工对粤军情况较为熟悉，无疑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此时，潘汉年、何长工在警卫员的引领下，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高兴地拍着他俩的肩膀，让他们就座，并亲手给他们端上了开水。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陈济棠已电约我们，在寻邬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办好我们的事。朱总司令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的时局及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准备派你们两人去跟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潘汉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长工同志任军事代表；粤军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和他们下属的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将陈济棠的历史及现实处境、心态作了一番透彻的分析。周恩来介绍完情况后，微笑着问：“情况大致如此，你们此行还有什么困难?”

潘、何二人异口同声道：“请周主席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周恩来郑重地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望你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次宣言和朱总司令的《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的精神，坚持原则，灵活对待这次谈判。”

在场的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嘱咐道：“你们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当然，也要作好另一手准备。万一谈不成，你们要沉着灵活地应对发生的局面。”

潘、何二人频频点头。

这时，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上面写着：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邬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周恩来最后交待说：“如果用电报通知你们，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人在会昌等你们。”

潘、何郑重地点点头，与周恩来、叶剑英握手告别。

8.和平鸽子飞上天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二人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卫兵的陪同下往外走。

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四合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装备精良的特务连迎候在那里。

五大三粗的连长姓严，是个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我们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

何长工爽朗大笑，说：“要吃甘蔗，我们瑞金、会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广东去吃呢?”

潘汉年插话道：“广东甘蔗我吃过，好像并不比瑞金的甜。欢迎严连长去我们那里作客，甘蔗还是有得吃的。”

彼此一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当初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顷刻间烟消云散。

严连长连忙吩咐潘、何二人乘四人抬的轿子，并亲自为他们掀开帘子，拱手说：“二位请上轿。”

潘汉年朝何长工灿然一笑：“咱们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

何长工接口幽默道：“这叫大老爷坐轿——优哉悠哉！哈哈哈……”

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可谓一路畅通。每遇到前面的岗哨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大嗓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让道——”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邬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绝对安全。

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非贴身警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不得进入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粤军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

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

潘汉年笑着说：“看来我们缘分不浅，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杨幼敏马上接口道：“说实话，能认识潘先生、何先生两位，实乃三生有幸。”

何长工反客为主地说：“我们是行伍出身，直来直去，不会说客套话，我看还是坦诚相见好。来，诸位请上座。”

潘汉年配合相当默契，接嘴道：“对对对，我们带来了九龙茶，想必杨、韩二位先生是品茶行家，来尝尝这茶的味道如何，如喜欢我托人再带给你们。”

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

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

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与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机灵地答道：“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

听起来，合情合理，粤军代表见何长工镇定自若，从容淡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何长工、潘汉年待五项条款一确定，马上结束谈判，匆匆离开罗塘镇，返回会昌。陈济棠部也十分有诚意，专门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潘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

小木桥边，他们挥手告别。

潘汉年、何长工两人赶到会昌时，周恩来派来的干部已在此等候。

潘汉年、何长工没有在会昌作片刻的停留，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

周恩来拍着他俩的肩膀称赞说：“这次谈判效果相当好，对于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谢谢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