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丽史诗，是一部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传奇。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激励红土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年，由赣州市委宣传部牵头发起，组织我市媒体记者和作家，实施了“最后的红军”口述史抢救性记录工程，采访了60余位赣南籍长征老红军和红军失散人员。现辑录整理部分尚健在的赣南籍老红军、红军失散人员的专访录音，再现当时采访情景，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长征故事，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
朱万陵：湘江战役，不堪回首
朱万陵：年8月出生，兴国县方太乡百丈村人，红军失散人员。年参加共产主义儿童团，年担任儿童团团长，年1月加入少先队，当年8月和哥哥一起参加兴国模范师；年春，成为红三军团六师战士；年1月随部队攻取沙县后任班长；年10月参加长征；年4月，参加贵阳战斗时被敌机炸伤，寄养在老百姓家，与部队失去联系。年春，靠沿路帮人打短工回到家乡。
朱万陵虽已百岁，但记忆力惊人，行动稳健，思路敏捷，很善言谈。
年初，朱万陵所在的东方军从闽北西返，回到江西境内参加反击战，不久，开始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但失败了；接着攻打广昌，也失败了。之后，他参加的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战斗都失败了。
朱万陵眼眶湿润着说：“白军有堡垒、大炮、飞机，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好多战友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倒下了。打到入秋，我们按照上级指示，从驿前撤到于都，开始战略转移。那个时候不晓得这叫长征。”
那个秋夜，朱万陵所在部队从于都西门塔脚下的渡口渡过了于都河。“我们一路向西夜行，一路不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赣县王母渡至信丰是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新田、古陂，我们打了胜仗。之后，进入湖南汝城、宜章，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接着从郴县、良田、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又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西渡湘江，打得实在是太惨了，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朱万陵哽咽地说，他不想回忆这一段，因为当时敌军不断向红军猛攻，不仅前后夹击，还出动了飞机在江面和两岸轰炸、扫射，一个炸弹下来，立马炸飞一片，漂在水里的是浮桥板、红军战士遗体和锅碗瓢盆……”
朱万陵说，年初他们攻进遵义，并在土城、青杠坡战斗后，一渡赤水，进入川南，集结扎西。接着，折回二郎滩二渡赤水，占领娄山关，又回师遵义。转来转去，又在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后，又折回贵州。“当年4月，进入贵阳境内时我是排长。贵阳战斗中，敌军飞机一直追逐轰炸，为了掩护大部队通过，我们同敌军苦战三天三夜，又冷又饿，弹药补给又缺乏。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我身负重伤，并大口大口吐血。连长把我托付给一名老乡，给了他钱，叫他找个医生来救我，并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伤好了，自己来找部队！然后转身就走了。”
几个月后，朱万陵伤好些了，就去找部队，可到处打听都没任何消息。年春，朱万陵靠沿路帮人打短工返回家乡。
朱万陵沉思良久后，突然开口唱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边打拍子，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大，越发有力。
王承登：瓦窑堡战役，子弹穿过我的脸
王承登：年7月出生，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人，长征老红军。年参军，红20军通讯员，红三军团4师12团通讯班班长；年10月参加长征，红三军团3师4团12营机枪排班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平型关战役等；解放战争期间，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大西南；年贵州解放后，转业至地方工作。年12月，从贵州回到赣州生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一提起年广昌保卫战、驿前战斗之后的长征，王承登便激动地朗诵起了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他说，这首豪迈乐观、令人振奋的诗句，就是长征最真实的写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不怕牺牲、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没有信心，就走不出草地、爬不过雪山。
王承登至今还记得，年10月的那个夜里，天下着小雨，红三军团来到距于都县城不远的于都河，从浮桥上跨过于都河，经过信丰、大余、广东南雄一路进发。
王承登说，他更记得湘江边的枪弹像雨一样不停地下。“身边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是敌机不间断地轰炸。为了掩护大部队渡江，我们天还没亮就一直坚守在战斗一线。我们团断后，敌人紧追不舍，机枪班奉命掩护。我们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了，我也负了伤。很幸运，最终我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部队。”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中央红军血战七天六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王承登叹息道，他所在部队当时担任的是后卫任务，经过湘江一战，大部分战友都魂落他乡。
“长征一路太艰难。我们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扛机枪得5个人：枪架子15公斤，两个人扛；枪身也有15公斤，两个人扛；枪管9公斤，我自己扛。加上手榴弹、子弹、挖工事的铁锹以及行军背包，我负重至少25公斤。”
在翻越夹金山时，王承登和战友们冒着严寒向上攀登，大家穿着破旧的单衣，草鞋裹满冰雪，有的战友跌倒了，就再也没有起来。过草地时，他一脚踩入泥潭，水很快就淹没过腰，路过的两名战士躺在泥地上拉了他一把，才让他死里逃生。
年，在瓦窑堡战役中，一颗子弹从王承登左眼下方打进去，又从右耳穿出来。“昏迷倒地的我是侦察员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是陕北的乡亲们用小米汤喂养我，治好了我的伤。长征路漫漫，每天都走啊走，我满脚是脓疮，咬着牙、忍着痛，终于走完了。”这一路靠的是什么？王承登说，靠的是硬骨头，靠的是顽强意志和革命信仰。
王承登是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已有80多年党龄。“战争在我身上留下了多处永久的印记，同样难以磨灭的，是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坚贞、忠诚和信仰……”王承登说，哪怕风云变幻、岁月漫长，信念从未更改。
曾广昌：土城战役，把伤员灌醉后为他们截肢
曾广昌：年2月出生，兴国县崇贤乡太平村人，长征老红军，上校军衔。年参加共产主义儿童团；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医院当看护生；年，在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长征时，任红一军团2师4团卫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医院副院长等。
曾广昌说，他是个幸运儿！一个目不识丁的13岁穷崽，因为红军来了，被送进了列宁小学免费上学；16岁参加红军后，被送往医院学习，当看护生；17岁又被选送到位于叶坪洋岗下村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而且是跟医术高明的傅连暲、李治等老师学习，自己的成长全靠党的栽培，党的恩情大如天。
“长征开始时，我们这批刚毕业的学生跟着中央卫生部走，经常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湖南后，我们就被分配到各战斗部队，我成了红一军团2师4团卫生队队长。红4团是2师的前卫，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先遣团，每场战役伤亡都很严重。为顺利渡过湘江，我团奉命占据了敌军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觉山。面对敌人飞机的轰炸、十几个团的总攻，我团将士英勇战斗一天，终于守住了阵地，但伤亡严重。看着伤员们血流满身，我心如刀绞，带着卫生员一一给他们包扎上药，整个晚上都没合眼。其中一名头部、胸腹部都被炸伤的伤员是我的兴国老乡，我一边抢救一边喊着他的名字，可他还是牺牲了！”
曾广昌擦拭着眼泪说，湘江战役是打得最苦、红军牺牲最多的战役，江水都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他忍不住向干部团团长陈赓申请，要去上前线参战，可陈团长不同意，说党培养一名红军医务人员不容易，一定要发挥技能，像傅连暲院长那样全力保障好红军的医疗救治，为保障红军战斗力作贡献。
“作为一名卫生队队长，长征途中最痛苦的就是没药！土城战役时，红4团与敌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和白刃战，有三四十个重伤员需要锯胳膊、锯腿。可我们没有麻醉药，连消毒的酒精也没有。我只能用从土豪家中拿来的烧酒为伤员消毒，同时把伤员灌醉，醉后进行手术……那半个月，卫生队员们忙得连背包都没离开过肩，实在困乏就坐着打个盹。”曾广昌动情地讲述着，泪流不止。
“翻越雪山时，我被抽调去收容队，对掉队的伤病员进行急救处理，并对沿路牺牲的战士进行身份确定和登记。过草地时，我一直在后面。我在烂泥潭旁救了一位同乡战友，他患了水肿病，没力气走路，我就一直搀扶着他，还每天把袋里仅有的一点点炒米面分一半给他，他也把一块挡雨御寒的油布分了一半给我。就这样，我们相拥着跌跌撞撞前行。就在离走出草地还有3天路程的时候，他还是没坚持住，牺牲了。当时我哭得十分伤心，如果能熬过这3天多好呀……”
曾广昌说：“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钟珠瑞：雪山上，“长征四老”救了我
钟珠瑞：年10月生，于都县桥头乡人，长征老红军，上校军衔。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在中央行政管理局、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年在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负责粮秣、军械工作；年任广州军区军械部副部长。
面对家乡人的到访，钟珠瑞一边与记者握手一边风趣地说：“当年参加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了党……没想到不仅活下来了，还过了百岁，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回忆长征，钟珠瑞说，过雪山时，如果没有“长征四老”的救助和鼓励，他就没命了。
“年，我所在的胜利县独立团并入了二十三军，后又缩编为粤赣军区二十二师，我在卫生队当卫生员。由于在一次全师射击比赛中，我用步枪3发子弹打了29环，得了第一名，在接下来的战略转移中，我被上级调去红星纵队中央干部休养连，给董必武同志当勤务兵。当时，在中央干部休养连的还有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他们3人和董必武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4个人，后来被誉为‘长征四老’。”
提起董必武，钟珠瑞情不自禁地流着泪说：“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我们遇到一条雪水融化成的冰河，我牵着马往前一跳，没想一拽缰绳，马受惊了，把我往回拉，我跌落冰河。水很急，一下被冲出五六十米。董老急坏了，可无能为力。恰逢毛主席担架队的同志们过来了，3名担架队队员手拉手，把我拉了上来。我冻得筛糠般地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董老就把我扶上他的马，继续往前走。翻越第二座雪山时，山上下雪，山下下雨，我冻得发抖，走着走着腿不听使唤，迈不开步子了，我哭着跟董老说，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先走吧！‘长征四老’围着我，鼓励我坚持下去。董老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热水给我喝；林伯渠从口袋里摸出万金油，往我腿上抹；谢觉哉从怀里摸出一小块生姜塞进我嘴里；徐特立也摸出一根干辣椒叫我吃下去。过了一会儿，我身上有了热气，血脉开始流通，腿也迈得动了。”钟珠瑞说，“长征四老”救他这一幕令他终生难忘。
钟珠瑞说，走进茫茫草地，用了五天四夜才走出来。晚上，董老躺下后都会蜷缩双脚，让出一小块位置，叫他也睡下。哽咽良久，钟珠瑞说，在长征路上，他没能很好地照顾董老，反而是董老照顾着他，至今都让他感到万分惭愧。
袁光兰：攻会理，弹片在我脑门“安了家”
生平简介：年9月出生，兴国县崇贤乡人，长征老红军，上校军衔。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战士、宣传员、班长、指导员、团政委、邢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省军区“五七”干校副政委、邢台军分区顾问等职。
一见到记者，说起长征，袁光兰不由摸了摸额头，微笑着说，围攻会理时，敌机的轮番轰炸让他左眼失明了，脑门中间的一块弹片至今还在。
袁光兰说，12岁那年，红六军从他家门前经过，他没和家人打招呼，就跟着部队走了，成了一名“红小鬼”。年10月，他所在的红三军团经历了大小10余次战斗后，从石城保卫战撤离，经观下、屏山开往宁都固村一带进行整顿、补充和军政训练。两天后，从固村出发，经固厚、长胜等地向于都集结，开始战略转移。当记者问起长征途中哪场战役印象最深时，袁光兰说，湘江战役、会理战役和翻越雪山都令他刻骨铭心。
“红三军团在长征开始时为右路前卫，至湘江战役变为左翼，一直与红一军团担当主力，肩负着突围挺进、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湘江战役时，上有敌机，前有重兵和大炮，但我们率先突入广西，控制了界首渡口。为守住阵地，我们与敌军持续作战三天三夜，今天敌军占住山头，明天我们又把它夺回来。最后，我们虽完成了守卫任务，但在惨烈的拉锯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湘江水都是红的……”说到这里，拄着拐杖的袁光兰一动不动，沉默了许久，眼睛湿润了。
“湘江战役后，师部撤销，我从师部政治部调到第十三团。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会理会议后，我们开始担当后卫，阻击尾追之敌。会理会议召开期间，部分红军主力休整，我们红三军团一直在围攻会理城。会理县城分内外两城，城内敌军不仅武器弹药充足，而且还有飞机助战。围攻了7天，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在敌机炸弹的攻击中，我左眼受伤失明了，至今还有一块小弹片在脑门中间‘安家’。”
说起爬雪山，袁光兰苦笑着说：“翻越夹金山前，大部分战士都没见过雪山，包括我。白茫茫的世界，想想多美呀，其实并不美好，越走越感到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当时我们穿的还是单衣，还有人打赤脚。到半山腰时有些战士实在走不动了，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还身负重伤，被炸伤的左眼裹着绷带，脑门上还有没取出来的弹片，走起来力不从心，领导和战友都很照顾我。军团长彭德怀对我特别关心，他看我实在走不动了，便跳下马，把缰绳递给我，‘小鬼，来，骑上马走！’说着，把我抱上了战马。我哪里能让彭老总走着，自己骑马呢？走了一会儿，我说什么也要下来，最后彭老总只得让我拽着马尾巴走。就这样，我拽着彭老总的战马，顺利地爬过了雪山。”
抚今追昔，袁光兰感叹道：“伟大的长征，难忘的记忆。长征的故事实在太多！长征，不仅仅是二万五千里的路程，也不仅仅是两年的跋涉，那是一群勇士承担起了创造中国光明未来的历史重任！岁月永远不会淡忘长征路上的革命英魂，后人一定要记住他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
来源：赣南日报
编辑：戴文艺实习生商康英编校：刘敏
值班主任：明心武编审：陈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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