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牛汝辰
1、建国初期
以年至年为例，全国的县市行政单位为个，其中县个，市个(不包括直辖市)，自治县、旗个，县级镇1个。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多了个县市行政单位。至于县、市的名称，现今仍沿袭使用过去名称的有余个，新中国成立后新命名或更名的约占个左右。其中新命名的县市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是新设市以城镇地名命名，这类情况是普遍的，其中与县名同名的城关镇所设的市，其市名就与县名相同的就有50余例。如山西省析大同县城区设大同市。
二是从一县析出的新县，以其在析出县的方位命名，倒如河北省由迁安县析置的迁西县。
三是新设县、市，以当地自然地物有关的名称命名，主要是以境内的山、河、湖、岛等自然地物名称命名。如黑龙江省的鸡东县(年设)，是以其在鸡冠山东侧取名。
四是新建的自治县(旗)以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命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聚居区先后建有自治县66个，自治旗3个。如青海省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更名的县市也有数百个，其更名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
一是两县合并改以两县首(尾)字为名，这类约有20余例。如：河北省隆平、尧山两县合并改名隆尧县等。
二是因县、市名称不利于民族团结而更名。在边疆地区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过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县、市名的含义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或歧视，不利于民族团结。这类县、市名从新中国成立初起就陆续作了必要的更改。如将平彝县更名为富源县，镇边县更名睦边县，迪化市更名乌鲁木齐市等。
三是恢复历史上曾用过的县名。如山西省汉置的原平县，隋改为崞县，年又复更名为原平县。
四是因县名用字生僻或笔划过繁而更名。新中国成立后本着汉字简化及地名使用大众化的精神，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改换易认的常用字名的有30多个县。例如：将瑷珲县改为爱辉县，铁骊县改为铁力县，婼羌县改为若羌县，雩都县改为于都县等。
五是因两县(市)重名而更名。新中国成立后县市重名的情况有10余处，如四川省和山东省都有梁山县，前者改为梁平县。[24]
新中国成立后，就县级地名的新命名和更名情况来看，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年国务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各省、市、自治区对以下五类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更改意见：①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②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③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④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⑤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县、市以上地名和对外有关系的重要山、河名称进行全面审查，并要求提出更改意见。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更改山脉、河流、湖泊、海湾、海峡、岛屿等名称报批权限的通知”这些指示、通知为搞好地名的管理和进行地名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2、“文化大革命”时期
从年8月19日起，首先发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张贴出题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而大批红卫兵涌向街头，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这一极端目的为口号，开始了“破四旧”的灾难性行动。[25]
北京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地名。他们极端地认为，地名都是过去命名的，都是旧的，都在“破旧”之列，因而随意地大肆更改地名，以非常“革命”的名词取而代之，提出了“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口号。更改地名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城镇街巷名称、商店名称，以至工厂、学校、医院、科研单位等。这些红卫兵唱着“革命造反歌”，蜂拥各主要街道。长安街上，一张书写着“东方红大街”大字的纸贴在了街牌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西路”，越南驻华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街改成“人民路”，景山东路改为“代代红路”，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以 抗日民族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等烈士的英名命名的街路名也被改掉。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条，给当时街路名称的使用和各项工作造成很大混乱。
自年8月19日开始的北京红卫兵大规模的乱改地名，到8月29日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在8月20日，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张小洪 个提出要将该校所在的东城区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原因是这条街上驻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他们错误地认为“扬威”就是为“苏联修正主义者扬威”。如果追究溯这条街名的历史，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此街原名羊尾巴路，因街道较为弯曲，形同羊尾巴而得名，后来北京市委经过研究，认为“羊尾巴”三字不雅，因而改名，为“扬威路”，这条街名的更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含义好，又与原来的名称谐音，可以在读音上与原来的地名有些联系，有利于新地名的传播，很快得到社会的公认。
红卫兵们完全歪曲了这条街本来的含义。为了大造“革命”声势，和表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彻底，他们上下左右串联，不惜兴师动众，举行了更改该街名的特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示威活动。年8月20日红卫兵们在街头贴出了要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大字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四处串联，要召开一个反修路命名大会，竟有上千个单位报名参加。经过几天的筹备，临时搭起了主席台，还用红油漆在街名牌上写了“反修路”三个字。8月29日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命名大会(红卫兵们自称有一百〇一万人参加)，会后几十万红卫兵和来自工厂、机关、近郊农村的造反派们列队游行示威。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从“反修路”和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通过。几十万人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全部通过。
在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乱改地名的高潮中，被林彪、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人民日报》推波助澜，8月23日以《好得很》为标题发表的社论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旧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而代之以“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文章宣扬说；“处处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同一版上还有另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当天全国各大报还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这样一来，把“大破四旧”和乱改地名推向了全国。
身居要位的林彪多次利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机，对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大加赞扬，如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讲话时说“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并且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赞扬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9月15日他又说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你们做得好”。身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代表时则表示：“我很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毛泽东从8月18日至11月25日，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卫兵，达多万人。自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在上海这座中国 的工业城市，是商业、文化中心，人口密集，街巷纵横。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下， 遭到横扫的是商店名。8月23日，在商业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他们将各店铺的橱窗用大字报封住，纷纷开始了更名活动。除了按地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外，其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当成“四旧”，其牌匾统统砸烂，一律改成“工农兵”、“东方红”、“红旗”等所谓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和新招牌。上海 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被改名，具有50年历史的上海 的游乐场——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了下来。据统计，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下属公司的零售商店有多家，更名和改换招牌的多达多家。后来甚至把上海市也改名为上海公社。
天津的“破四旧”，改地名也是于8月23日开始的，中原公司改成了“工农兵商场”，全市 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具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为“四新纱厂”，宁园改成“二七公园”。几天之间，全市数以千计的商店，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商店名称。
哈尔滨，秋林公司改为“红卫商场”，亚细亚电影院改名为“护东电影院”。外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改成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有几条小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是得名于孔子所推崇的五义：仁、义、礼、智、信，在红卫兵看来，更是封建糟粕，分别是改成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光华街。
在杭州，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剧院、路以及苏堤都被改名，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店”更名为“杭州剪刀店”。沈阳市把铁西、和平、皇姑、大东、沈河、苏家屯、新城子、东陵、于洪、辉山、祝家屯等11个市辖区全部改名，分别为红工、红旗、红卫、卫东、红星、八一、永红、东风、向阳、红山、红峰。
济南市所辖的四个区也全部改名，将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个区分别改成红卫、红旗、向阳、东风。历下区所辖的八个街道办事处全部更名，其中有三人都改称“红卫街道办事处”。街路名称多数被随意更改，“红卫、卫东、东风、向阳、革命、立新”等名称到处都是。全市 的商场——大观园商场改成“东方红商场”，瑞蚨祥绸布店改成“东方红绸布店”，瑞昌照相馆改成“人民摄影部”山东大学改成鲁迅大学”，济南第33中学改成“八一战校”，中苏友好电影院改为“反修电影院”。
在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南京、福州、长春、南宁、贵阳、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无一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改地名的冲击。城市名、市辖区名、街道办事处名、街巷名、商品名、企事业单位名等，都被“革命化”了。
在广大农村也被波及，人民公社名称也有相当一部分改用了“革命化”的名词，如东风、红旗、红星、红卫、东方红、跃进、前进、胜利、四新等。在全国五万多个公社中，改名者 时达20～30%。大量的自然村也被改为：“红卫”“革命”“文革”“东方红”等，有的直接改生产大队名字为“造反生产大队”。
地名的“大革命”，带来了地名的大混乱。一则地名改动幅度太大；再则重名太多，翻来覆去，非常革命的名词就只有那么多；三则全部都是随意更改，从未经过哪个部门批准。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更是苦不堪言，在乱改地名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的大批邮件无法投寄。
辽宁省由于“文革”中乱改地名，一度使邮局30～40%的邮件包裹无法投递，造成十分严重的积压、丢失和失密。据公安部门反映，由于地名混乱，有的找不到案犯作案的准确地点，贻误了破案时间。福建有关部门反映，因地名混乱影响了部队指挥和抢险救灾工作。企事业单位名称的更改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抚顺西露天矿改名为“红卫露天矿”、龙凤矿改成“红旗矿”，老虎台矿改成“红星矿”，山东的羊角沟盐场改成了“东风盐场”。
上述企业都承担了大量出口任务，一经改名后，外商拒收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不少传统的商号，素负盛名，历史悠久，一旦改名后，在商品销售方面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重名太多，致使工商业部门的经营活动遭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年全国日用品类的社会商品销售额比年减少1.2亿元，这与乱改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文革”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26]
(一)只有在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安定的政治形势下，才能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才能避免随心所欲乱改地名，造成地名混乱的现象重新发生。
(二)健全法制是加强地名管理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力，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期间的乱改地名，是无视法制，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典型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和健全地名管理体制；制定和颁布有关地名法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从而避免在地名命名、更名方面的随意性和非法性。
(三)必须坚持地名命名、更名的科学性。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地名在消亡，有些地名则需更改，但决不能随意地更改，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县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虽然更改较多，但是各代的变动，一般只有1～2%，至多不超过3%。地名的命名、更名要受到地名的特性以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人民群众习惯的制约而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地进行调整。需要命名、更名时，要根据地名命名、更名原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任何不遵循科学规律，肆意乱改地名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和历史的惩罚。
尾声：简短结论
总结历史上我国地名命名、更名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今天及今后地名命名、更名少走弯路。
(1)在地名命名与更名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弄清楚每个地名产生的原因，形成的历史，演变的根据。同时还要到实际工作中去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要善于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楚事物的本质。我们决不能像王莽那样，不顾实际，不问历史，只是凭着主观愿望，简单地把一些美言嘉语加到各个地区的地名上，这样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借“革命”以营私，在更改地名上大做文章。一时间，“东方红”满天飞“向阳”、“红卫”遍地是，张春桥甚至把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就连当年的王莽也望尘莫及。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所以，我们今天对地名的命名，既要做到反映时代社会特点，又要注意反映当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特征；而对于一般的地名，要尊重其形成的历史，保持其稳定性，不应更改；必须更改的地名，也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符合实际，便于记忆。
(2)更改地名的数量要适当控制。更改数量过大，即使其理由是充分的，但还是行不通。其原因在于地名涉及面广，有牵一发动全局之势，一次改得过多，在使用时，习惯势力，记忆更换都会产生阻力，造成诸多不便， 终致行而不通。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原用生僻字命名的县、市地名用字改用常用同音字替代，共34个。在字义方面，安东改丹东，迪化改乌鲁木齐、归绥改呼和浩特，都是很成功的例证。其成功的原因与一次更改量占同级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这一比例，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更改地名数量控制在该范围的百分之一、二为好。[27]这个比例在历史上也是如此。但隋朝是个例外，数量稍为大一些，在百分之三、四，其原因是经历了南北朝的动乱局面所必然出现的地名混乱。像王莽那样在数量上达到近百分之五十，那是 的，这是历史的教训。
(3)我国领土辽阔，地名众多，只靠少数几个人是搞不好这项工作的。当年王莽一个说了算，结果是错误百出，混乱不堪。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更改了哪些地名。地名涉及外交、邮电、交通、测绘、出版、科研、教育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同许多学科有紧密地联系，因而，地名的命名、更名需要多方面、多学科共同关心地名问题。
(4)地名更名要求标准化，但不要过分苛刻。例如：太原市有个 街道叫柳巷，一般群众对这个地名含义的理解是柳树成荫，故名，认为名副其实。但追本溯源，却不是这种含义。如凿死卯子，认“真”改了这个街道名称，又有什么好处?旧名可付以新义。地名工作者要了解它的确切含义，是为搞清历史沿革，探讨地名由来，这是必要的，而从更改地名的现实意义考虑就没有多大必要了。
(5)应当尊重同级同名排斥律。为了使每个地名都能起到区别其不同地理实体的作用， 是都不重名，然而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但可以做到同一行政区划范围内低一级的地名不重名。如唐代县级地名重名的达19处，宋代30处，明代42处，清代更为严重，至民国初年重名者竟达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调整，县级地名才做到了不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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