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民俗学与旅行史
——重返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的历史世界
摘要
自年江绍原出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以来，学界对于旅行史（旅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然就后设之角度而言，江绍原此著与后来的旅游史（不论是在哪种学科范畴内）有很大的不同，毋宁属于新视野下对《山海经》的研究。认识到这一点并重新阅读此著，可以看到当中国民俗学方兴未艾之时，交织于新兴学科（民俗史）、新兴领域（旅行史）和早期经典（《山海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江绍原撰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时充满矛盾心理：经受了西式的学术训练，却研究古代的原典；研究古代的原典，却不完全致力于功用；身处于边缘，却坚持对抗主流。重返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的历史世界，可以看到江绍原在有用无用的学术功用、传统现代的学术范式、主流边缘的学术论争中求得发展的空间，也为现代民俗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山海经》；民俗学；旅行史；江绍原；学术史
作者：朱新屋，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作
者
简
介
朱新屋，年5月出生，江西省于都县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理论与评论》责任编辑。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13项，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出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VOL.3.4）》《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等著作（含编著、译著）6种，在《中国学术》《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获得第五届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思想政治教育组）一等奖、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二等奖等荣誉。
作者在闽江下游地区调查宗教民俗，吕梦渔拍摄，拍摄地点：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新洲村马州圣王庙
近些年来，随着旅游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介入，旅游史（旅行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若追本溯源，以现代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所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本文简称《旅行研究》）为滥觞，当无异议。但是很显然，本书并不仅仅是旅游史（旅行史）研究的发轫之作。以“重读民国”的视角来看，倘若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学术、社会、政治和思想环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新视野下对《山海经》的研究，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民俗学方兴未艾之时，交织于新兴学科（民俗史）、新兴领域（旅行史）和古代原典（《山海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重新返观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无论对民俗学的研究还是旅行史（旅游史）的研究，都会有新的启发。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年版
一、有用无用之间：
江绍原及其《旅行研究》
江绍原（—）是现代著名的宗教学家和民俗学家，生前被列为“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死后被认为是“民俗学界五大核心领袖人物”之一，可见其在近代学术史上之地位。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对江绍原的研究已逐步展开，从生平、作品到思想、情感诸方面，都有较充分的论述。然而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多维面的特性，且学术史本身亦在某种程度上为政治史或社会史之一部分，因此对江绍原的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和必要。以其作品而论，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旅行研究》一书就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但是，本文的目的不限于仅就《旅行研究》这一文本进行讨论，而希望将江绍原的个人境遇、民国学术的宏大时势与后来学者的外缘讨论结合起来，重返此书创作前后的历史世界，因此有必要从江绍原本身的学术脉络说起。
民俗学家江绍原（-）来源：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苦雨斋文丛·江绍原卷》，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
祖籍安徽旌德的江绍原，是典型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大多数近代学人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求学生涯和交游网络。他先在国内沪江大学、北京大学求学，此后旅美负笈于芝加哥大学、意林诺大学，回国后先后任教／职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与当时学界的主流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交情甚笃。江绍原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五四运动”，教师时代主张“眼光向下”等，这是后来学术史书写中的标签化表达。然而若以陈寅恪（—）“预流”“主流”之说论及江绍原，那么江绍原又不断被描述为处于边缘的“异类”——无论是在整个现代学界，还是在民俗学界。这背后到底纠缠着哪些复杂的历史因素？这些历史因素又是如何投射到江绍原的研究之中？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江绍原创作《旅行研究》的历史世界中，而首要问题，就是江绍原的学术旨趣——具体到本文的讨论来说，要回答《旅行研究》是在怎样的个人学术脉络中被创作的。
处于古今中西夹缝（冲突）之中的近代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除晚清部分以经学为本位的学问为研究对象者外，其他两类似乎可以看作是古代传统学问与近代新式学科交织下的学者，只是或偏重前者，或偏重后者。以江绍原所处之时代及求学之经历而言，应属近代新式学科训练重于古代传统学问的学者。这也是那个时代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重要时代特征。江绍原早期的学术训练，似以宗教学或宗教哲学为中心，他早期的三部论著（《乔达摩底死》《佛教哲学通论》《宗教的出生与长成》）都是宗教学本位的研究，其民俗学功底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才以民俗学的研究为重，并将民俗学与宗教学相结合，前后出版了《发须爪》（上海开明书店，年）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年）两著，这两本书均被视为江绍原的代表作，也是后来学者引证最多的两本。两本代表作中，似乎又以前者所受重视为要，对后者的研究则稍有不足。
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版
对江绍原的学术研究旨趣或取向，以其友人叶圣陶（—）、胡适和周作人的评价为最精当。早在年江绍原出版《乔达摩底死》时，胡适即在序言中对其“用史学家考证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佛学的方法赞赏有加。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也贯穿了此后江绍原的民俗学研究。在江绍原出版《发须爪》（副标题为“关于它们的迷信”）以后，胡适在《图书使用法》中写及这位安徽老乡，又说“我的朋友江绍原，从小问题做起，专研究胡子、头发、手指在中国历史上的迷信，成为一个系统，于是二千五百年的东西都活了”。这一宗旨与胡适倡导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学问平等观”无疑若合符节。这也可以表明，即使是在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认识论）与目的（致用否）的认识并不完全以科学主义为导向。恰如周作人的评价，“把严谨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沉闷”。周作人这里提到的“游戏”，不免让人联想起几乎同时代王国维（—）的“游戏”文学观——尽管这本身是借鉴西方思想（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的结果，但也可以看出对科学主义的某种反叛。叶圣陶对江绍原的评价就更是入木三分，他在《江绍原君的工作》中，以江绍原比于张久（顾颉刚笔名），说其工作“全由于兴味（即游戏）”，然而“不求用而自然有用”。因此，研究“小问题”的江绍原在宏观的学术旨趣上，既不以科学主义的认识论为宗旨，也不以功利致用的研究目的为圭臬，而是介于有用无用之间。与当时流行的国学家、哲学家和史学家不同，也与当时学界普遍取法西洋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有异。这些研究特点，在《旅行研究》中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对《旅行研究》一书，江绍原似乎甚为自负。在自序中就颇有自比于弗雷泽（JamesG.Frazer，序言中译为“弗莱日”）的《金枝》（TheGoldenBough）之意，又说“本书所欲证成之主要点，其为新奇未之前闻，恐怕将和葛兰言氏上说几乎一样”，乃有自比于与葛兰言（M.MarcelGranet）《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之意。此言乃建基于原本宏大的写作计划：《旅行研究》的写作计划原为六章，当时出版的只是第一章，拿作者的话来说，“这只是一部尚未十分完成的书现行发表之第一分册”。从中不难看出江绍原对《旅行研究》的重视，可惜此后第二至第六章未见出版，至今仍为学界憾事。就已出版的第一部分来说，本书的副标题为“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从广义的宗教概念来说，“法术”亦为其中之一部分，因此本书的研究亦受其宗教学之影响殆无疑问。以此为研究视角，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序言、导言、正文（第一章，标题为“行旅遭逢的神奸［和恶毒生物］”）及附录。序言篇幅极长，导言可看作是对前者的某种补充；正文和附录部分，则均是以法术与宗教两端展开的对旅行史的研究。此书最早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同时出版了法文版）（），两年后（）再版，至年复有台湾商务印书馆三版，大陆现在通行版本多为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版本。其中序言还被单独收录在王文宝、江小蕙整理之《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中，可见此书的民俗学成色。大约正因如此，江绍原或被单独视为民俗学家——言外之意，其宗教学的成分被民俗学的研究大大掩盖了。
至于江绍原《旅行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样是从“小问题”着手进行的研究。在对古代的两种玉器的普遍性解释——“一为王者之使的职权象征物，一则祭祀之玉”——提出不同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二者“皆为故人旅行时身上所带的辟邪御凶之物”。以此为切入点，新读相关古代原典（《山海经》），开创性地开展旅行史的研究。在这种民俗学的视野之下，就不免“把《山海经》当作实用地理书而兼有或种旅行指南的性质”。这种观点颇见新意，却又不嫌武断，在当时流行对古史、传说等进行重新审视的年代，学界自不免对这本大作中的第一部分有所讨论。在理清江绍原创作《旅行研究》的个人脉络以后，还需要还原江绍原此著在当时学界引发的讨论。
二、传统现代之际：
《旅行研究》引发的讨论
《旅行研究》出版以后，在民国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绍原在序言中已经提及，由于本书见解之新奇“未之前闻”，而“新奇的，异乎旧传的见解，未必一定中肯”，因此“凡确有所见，不得不冒险提出某项新解的人，无不静候旁人的批判”。且不说蔡元培（—）和朱自清（—）都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曾经阅读《旅行研究》（及其感受），单单是相对客观的批评性书评就有三篇，评论者依次是红学家吴世昌（—）、古典文学家浦江清（—）和民俗学家杨堃（—）。不妨先看这三篇书评文章。
吴世昌《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最早发表在《史学集刊》（北平研究院）年第2期上，是最早对江绍原《旅行研究》所写的论文。吴世昌的研究畛域是红学，他被认为是20世纪考证派红学的代表性人物。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从20世纪30年代古史研究的概况说起，谈到古史研究对古代原典的重新认识，尤其是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影响。其言下之意，在于将江绍原此书放在古史研究的脉络或在此脉络之下对古代原典《山海经》的重新认识的脉络中理解。吴世昌对《旅行研究》的这种史学贡献认同有加，认为“江先生的这本研究，用许多西洋宗教、民俗学的观点来探讨古代生活上素不被人注意的问题，这无疑是中国古史上的新贡献”，尤其对全书表现出“勾索的深入、想象的丰富、考证的精审”极为认同，正是这种古史研究中的“考证”思维，使得吴世昌认为“这书最大的贡献，我以为还是在于作者用科学方法处置那些别人所认为怪诞不经的材料的态度”，并且《旅行研究》“虽然是本研究宗教民俗的书，但在音韵训诂学上有极大的贡献”。这样一来，吴世昌对江绍原的某些论断就有不敢苟同之处——虽然本身存在误解。他认为，《山海经》作为独特的古代原典，本身就有很多维面，对这种“传说”与“古史”的研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就江绍原《旅行研究》而言，“《山海经》是否仅仅是一本旅行指南”很成问题。吴世昌以《山海经》（西山、南山二经）中所载“各种有毒害于人的动植物”为例，说明“《山海经》的作者记载这些，至多只是在令人博物广智罢了”。因此，在这位考证学者的眼中，江绍原之《旅行研究》即是名曰《〈山海经〉的研究》亦无不可。
在吴世昌评述文章发表的同一年，浦江清在《图书季刊》上发表了同名述评文章。在这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的眼中，《旅行研究》多少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与吴世昌相反，浦江清从近代民俗学的研究思潮开始讲起，并同样与当时的古史研究结合起来讨论。他承认，倘若没有“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的说明，“读者单看书名，很容易叫人疑惑这是研究中国古代舟车道路等实际状况的书”。由于作者曾撰《〈山海经图〉与〈职贡图〉》，并曾为江绍原《旅行研究》引用，因此与吴世昌相比，浦江清对本书的理解似乎更为全面，对江绍原以西方新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原典的方法也有明确的认识。他大约认为江绍原本书的写作是问题意识先于史料证据，在当代旅行经验和民俗学观点的基础上，对原有古籍进行了重新审视。对此浦江清也认为，一是旅行中所遇见之事不一定就在旅行的范围之内，二是《山海经》中的有些记载不一定专为旅行者说法。浦江清当然清楚，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述，因为就性质和功用而言，《山海经》具有混合的性质，当我们用后设的“分工”的方法去解读古典的时候，“不能说不合，又不能说全合，多少有点出入”。因此在浦江清看来，《山海经》自不是“旅行指南”，毋宁是“原始的地理图志”。这既是《〈山海经图〉与〈职贡图〉》中的想法，自与江绍原所论不同。但浦江清补充了江绍原的结论，认为即使《山海经》在某种程度上是旅行指南，“这指南亦不过是少数王公大臣的指南，和近今旅行指南之人人得而参阅者，多少有点儿差别”。他一再指出江绍原《旅行研究》中富有新颖的创见和观点——这些观点也是后来学者引用江绍原此著的焦点所在——唯一遗憾的是，江绍原以民俗学的视角研究旅行史，却“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不是“研究古代实际的旅行状况”，这已经指出江绍原此书与后来旅游史（旅行史）的不同：《旅行研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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